有时候坏事也是好事
我父亲在国民党时期是不是当过地下党，我不清楚，但是他两次给共产党办事差点丢了性命这却是事实。
第一次是给共产党送信，（具体年月日记不清了）。被国民党抓获（包括和他接头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在被枪决之时，是邓宝珊（国民党绥靖公署甘肃最高长官，解放后为甘肃省第一任省长）的夫人（有人说她是亲共者，也有人说她本身就是共产党，不然邓宝珊怎么能和共产党走在一起）出面搭救才保了住性命，但仍以“共产嫌疑”的罪名关押5年后，在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时才被释放出来。
第二次是国民党政府有位姓罗的县长（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为县土改工作组组长）让我父亲当上了国民党补给站的站长，这个补给站是专门给抗日前线军队筹备军粮的。他任职三个月把所筹备到的军粮全部运送给了共产党军队，为此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以通共罪名执行枪决。这次是邓宝珊亲自出面救了我父亲，说这批军粮是在运送的途中被共军劫走的，与我父亲无关，并亲自写手令释放了我父亲。至于邓宝珊为什么要救我父亲？不得而知。不过我父亲猜测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罗县长让他当的站长，把军粮送给共产党军队也是他安排的，可能是罗县长找的邓宝珊救了他。二是我父亲曾经给邓宝珊的警卫教过武术，邓宝珊认识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救了他。不过这仅仅是猜测而已。具体原因无法得知，
1966年的“四清”运动中，我父亲因被群众检举揭发，说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补给站的站长。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对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全面清查。清查结束后，四清工作组的说这个帽子戴的不合适，但是已经戴上了，就不好取了，刚戴上又取掉，政治影响不好，就这样我父亲稀里糊涂的戴了十几年“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1978年才平反，
事后是我的一位好友（也是检举揭发给我父亲戴帽子的参与者）告诉我，给我父亲戴帽子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我父亲，而是大队书记（是他们派性之间的斗争）。这个大队书记是个老党员，没有充分的理由是整不跨的。他们瞅准了个契机，这个书记不但和我父亲交厚，而且还称兄道弟，要是给父亲戴上帽子，他就有了政治问题，就好整了。他们的计划果然凑效了，这个书记就是因为和我父亲的关系，说他和“四类分子”称兄道弟，丧失政治立场被撤了职。
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我们做子女的却惨了；我大哥本来在公安机关工作，因受我父亲的政治影响，被调离了公安机关。我二哥是生产大队的检查委员，也被撤了职，我当时也在某军工单位工作，正在转正之际，也是因我父亲的影响没有得到转正，被遣送回家，说是转正问题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就这样我灰溜溜的回到了家乡。那时候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了冰点，更让我痛心的是和我心心相依的对象也逼迫分了手，不是她离开了我，而是我为了她的政治前途不受影响，采取了欺骗的手段骗的她离开了我。我的心里在流血，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我的心脏一样痛彻心髓。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和我同龄者们都当上了“红卫兵”起来造反闹革命，而我一个黑五类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的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时时处处都是低人一等、受人歧视。心里的自卑感不言而喻。
到了1969年我在军工单位领导的关怀下以转业的身份安排到了地方单位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再回头看看那段岁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些造反派们，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列为“打、砸、抢”分子进行批斗，问题特别严重的还进了监狱。我村和一个同龄者就因为打、砸、抢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就在八十年代都还在清理文化大革命的“三种人”。有的虽然当上了领导，但只要是文革中的三种人，都被清理掉了。回过头来再看看我自己，当年要不是我父亲的影响，也许我也当上了红卫兵，也会去造反，去搞打、砸、抢。更不知道会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也许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有时候坏事也是好事.......
注：我父亲的事情是根据我伯父和我母亲的讲述和在文革时给我父亲写检讨材料时我父亲的自述而知。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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